LEAP：您从小成长于一个艺术大家庭，父母都是著名的雕塑家，您的先生、妹妹和妹夫，也都是艺术家。大学时代，您只身一人到了法国，后来又因为工作原因，常年奔走于中法之间的各个“大家”与“小家”之间。这可能是今天很多中国女性都非常向往的一种与“家”的关系：既有紧密的联系，又有恰当的“距离”，您自己怎么看?

曹丹：家的概念，在中国社会里一直有着很重要的位置。我从小爱往外跑，当我有第一份工作的时候 就开始独立生活了，1997年来到法国。也可能因为我母亲是一个特别开放和慷慨的人，从小家里往来的人很杂很多，从官员到农民，从不同背景的学生到西方的朋友，给我打开了一扇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激发了我的好奇心。当然还有阅读，自青春期开始，母亲推荐给我们的书籍，尤其是法国文学。显然，我并没有离“家”很远，我现在从事艺术媒体的工作，仍然是这个艺术“大家庭”的成员之一。我很幸运，一直都有主动选择的可能性，选择生活在中法两地，从事我喜爱的工作。其实我不需要刻意去保持一种和“家”的距离， 因为这个距离一直就存在。这个距离允许你观看、倾听、反思，去重新理解你已耳熟能详的“家”，它更多是一个空间的距离而不是心灵的距离。

LEAP： 作为出版人和策展人，频繁的旅行、搬家几乎是家常便饭，但您住过的每一个家，无论是北京、上海、广州、巴黎，都给人一种住了很久、非常安定的感觉。您是如何实现这种很有难度的“随遇而安”的?

曹丹：当你选择要过一种“游牧”的生活，就不得不 “随遇而安”了，否则没有办法从事这个工作，实际上是一种心态上的调整，我一直不太执着。你提及的“住了很久”的感觉，估计是因为每个家都有书架和书的缘故吧。

LEAP：自2012年您担任超媒体集团(原现代传播)的艺术媒体出版人以来，已经过去十二年的时间，这期间整个当代艺术行业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从您的专业视角来看，中国当代艺术与外在世界的关系，是否也存在着变化?

曹丹：这十几年来，中国当代艺术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后疫情时代，国际格局的变化，全球地缘政治环境变得越来越敏感与复杂，早已进入全球化体系的中国当代艺术，必然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2013年到 2019年的中国艺术市场是一副欣欣向荣的面貌， 整个产业充满着乐观的情绪，我们看到2013年 ART 021上海廿一当代艺术博览会成立，佳士得在中国举办首拍;次年，上海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诞生;同时这个时期有众多民营美术馆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成立，在上海有龙美术馆 ( 西岸馆)和余德耀美术馆等等。

然而今天，全球化已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中国当代艺术的生产方式和整个全球化系统有着密切的关系，气候变化、多极的国际格局，包括中国经济进入低增速时代，全球艺术市场低迷，这些无不影响着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和国内的发展，欧美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关注在减弱，中国艺术家的海外展览和交流的机会大幅度减少。总的来说，乐观的情绪被对未来不确定性的焦虑所取代。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海外受教育的年轻一代华裔艺术家，毕业后选择留在海外生活，他们仍然保持着创作的活跃度，或者说能够以更自信、同时更审慎的姿态参与到这个新的文化环境中。

LEAP：近年来，您策划了多个中法之间的文化艺术项目，包括出版、展览、各种论坛与活动等，在您看来，更深入、实在的“文化交流”何以能够实现?除了政策层面的支持，个体之间最鲜活、真实的关系是否也是决定性的因素?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能实现这种宏观政策和微观个体之间的相互配合、支持?

曹丹：在文化和艺术交流中，我更信任个体所建立的交流，它是如此真实、具象和鲜活，同时带有很强烈的个人色彩。正如我所了解的中法两国 之间的文学翻译和出版领域，像陈侗自1999年 以来引进法国“午夜文丛”的系列图书，安博兰于1994年创办Bleu de Chine出版社，至今翻译了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近百部。另外，我想强调教育作为文化交流的一种形式具有重要的作用。 就像这本《艺术界｜LEAP》法语特刊，之所以能够持续出版，正是因为有一群曾经在法国留学的中国人和在中国生活、学习的法国人的共同努力。教育让来自不同文化的人超越刻板印象， 增进对文化多样性的理解与认同，建立起可持续的交流网络。当然，宏观政策支持能为文化交流推波助澜，但建立支持个体和民间的国际文化交流的良性机制，才能促进真正深远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