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我想通过这样的方法，承接起来当代故事跟古代的一种感觉上的联系”

1970年生于汾阳。目前生活于北京。

贾樟柯被认为是中国最伟大的导演之一，活跃于故事片与纪录片之间，他探索出一种植根于中国当代现实的纪实性电影风格。贾樟柯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属于中国第六代导演，又被称作“中国地下导演”。如果说他的镜头总是近距离地观察着人物，那空间同样是除电影之外的一个重要角色：城市（《小武》，《任逍遥》，《海上传奇》），三峡（《东》，《三峡好人》）或世界微缩景观（《世界》）。 2013年，影片《天注定》为他赢得了戛纳电影节的最佳剧本奖。他最新的电影《山河故人》（2015年）和《江湖儿女》（2018年）融合了感性的历史观和全球视角下的中国面孔。

贾樟柯是展览《东流不作西归水》的参展艺术家之一。

DoorZine：是什么驱使你去拍摄与三峡题材相关的电影呢？

贾樟柯: 当时，三峡工程轰轰烈烈，画家刘小东要去那里画一组画，而我一直想拍一部关于刘小东的纪录片，于是我才去了三峡。到了奉节之后，那里的废墟一下子震撼了我。奉节是一座有三千年历史的城市，那么古老的一个地方，当时拆迁已经接近尾声，整座城市已经是一个废墟。这里正在发生一场巨变，一百多万移民和三千年历史的城市消失，马上要淹没到水里。而在这样一个急剧变化中，个人无能为力。另一方面，那些在废墟上劳作的拆迁工人特别吸引我，他们皮肤都很黑，流着汗，非常有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和废墟形成了一个反差，这让我想在三峡拍一部电影。

DoorZine：为什么在2006年制作了两部关于这同一主题的电影（纪录片《东》和故事片《三峡好人》）？这两部电影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我最早本来是想拍一个关于刘小东的纪录片，拍他的绘画世界。我第一次看刘小东的个展是在1990年，特别喜欢他的画，他总是能够在日常生活里面发现我们察觉不到的诗意，那个诗意是我们每天生活其中的。这个拍摄他的纪录片计划一直搁浅，一直推后。后来有一天，刘小东跟我说他要去三峡画11个工人，我就决定追随他，去拍纪录片《东》。但到了三峡之后，随着纪录片的拍摄，我开始对这里的生活充满了想象。这里的人们生活得非常主动，他们把找工作叫做“找活路”，他们坦然承认生活的困难，并因此爆发出生命的活力。任何生存的困难都掩盖不住生命本身的美丽。在拍摄《东》的时候，看着取景器里那些匆忙来去为生活奔走的人们，突然开始想象他们走出画框后的生活，那些沉默的人，有太多压在心头不轻易向人言表的故事。于是，我开始同时拍摄故事片《三峡好人》，纪录片里面出现过的空间同样出现在故事片里，而故事片里的角色也同样是纪录片里的人物。

DoorZine：三峡启发了许多中国古典传统的画家与诗人，这种文化遗存是否给予了你灵感？你的电影镜头中的运动很自然地让我们联想到中国的卷轴画。

三峡那个区域本身的景观就很像中国卷轴画。我在三峡的时候，无论是坐船走，还是沿着江走，视觉感受总会让我想到卷轴画。卷轴是横的，散点透视地慢慢打开，风景和人都在不停地转换。《三峡好人》开头的几个镜头我们就在船上铺了轨道，然后缓慢地拍一张张人的面孔，希望能够有这种卷轴画的感觉，因为这是这个环境带给我的感受。然后我们在后期调颜色的时候也增加了一些绿，因为我们想拍出中国传统绘画里“青绿山水”的古典感觉。三峡让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我们看到的山和长江，跟李白在唐代看到的是一样的。但是几千年过去之后，山没有变，水没有变，而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想通过这样的方法，承接起来当代故事跟古代的一种感觉上的联系，所以我们就模仿卷轴画拍了很多运动镜头。

DoorZine：在《三峡好人》中，有一种朴实的现实主义叙事，同时得益于数字技术，使得你在影片中加入了超自然的场景：建筑物像飞船一样飞走，飞碟在天空中滑过，一个男人在两栋危楼间的电线上走钢丝。为什么选择这种融合的方式？如今的现实主义是什么？

我第一次去三峡时，拆迁已经接近尾声，一去我就被那边的超现实的气氛震撼了。因为县城被拆得差不多了，我看整个废墟的第一个印象是特别不真实，好像是外星人来过，砸烂了地球。我看到移民纪念塔时，总觉得它会飞掉，它看上去很不协调。那个时候就觉得中国的这种剧烈变化有一种魔幻状态。其实不单单是三峡这个地区让我觉得超现实。事实上，那个时候中国发展的速度和剧烈的程度带来了很大的不真实感，现实里面出现了超现实的氛围。我一直想捕捉生活在这个大环境里面的人们的这种超现实的感受，于是就把超自然的现象放到电影中。所以，影片里有了飞碟，移民纪念塔也飞走了。

DoorZine：《东》这部电影在三种不同层面的孔隙之间演绎出三峡：纪录片，故事片和绘画。韩三明将这三者联系起来，包括从刘小东的油画中同样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为什么在同一主题的三种表现方式之间具有这种渗透性？

韩三明是我的亲表弟，他也真的是一个矿工。我觉得他的形象非常有说服力。他在我的电影里第一次出现是在《站台》里面，之后《世界》和《三峡好人》都有。他一直在演一个沉默的人，因为他确实也不太爱讲话。但是这个沉默的人一言不发，他的形象就能够把他很多生活的情况表现出来。对我来说，韩三明的形象就代表了一大类型人物。也不单单是农民工，也不单单是所谓的老实人，我一直把他称之为，成千上万个没有权利的中国人。这个权利就是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权利。

DoorZine：在《东》的结尾，刘小东谈到了他的系列作品以及被三峡大坝工程所扰乱的居民和自然风景的命运：“想象艺术会改变一切是荒谬的（…）只要我活着，我就会努力表达自己的观点。我通过描绘他们的身体来呈现他们，并表达我的一些想法。但我也希望我的画能恢复他们作为人的尊严。”您就同一主题拍了两部电影，且《三峡好人》在2006年获得了威尼斯金狮奖，使西方世界都认识到了三峡大坝工程及其对个人（尤其是中国劳动者）的影响。您认为电影能改变什么吗？

我一直觉得，电影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它在很短期内，去改变具体的人、去改变短期内的社会情况，是很艰难的；但我们的社会又主要是靠文化的改变而推进和改变的，比如说“五四运动”首先发端于语言的革命，发端于从古文到现代白话文的转变，这样一个文化的转变对中国的影响持续至今，还在继续进行之中。对于个体的导演来说，我们不能夸大自己工作的能力，但我们要坚信整体文化的能力。